就美国的对华问题研究而言，除了知名的兰德公司这样拥有军方背景的智库之外，美国军校向来是主力军之一。不久前，有学者称美国陆军战争学院将成立类似中国研究中心/所的机构。早在2006年，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就成立了中国海事研究所；2015年，美国空军成立中国航空航天研究所。美国陆海空三军都建立研究中国的专门机构，这充分体现了美国国防部和美军对中国军队的重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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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外，美国几乎每个军校或军队智库都有研究中国的学者，这些学者通常在安全防务领域有专长。美国军校的研究机构和人员非常活跃，他们的著述和其他研究成果被美国军队、政府和媒体大量采用，他们对中国军队的认知基本上反映了美军甚至美国的主流看法。例如，2010年全美亚洲研究所副总裁甘浩森（Roy Kamphausen）、美国陆军战争学院中国问题专家赖大卫（David lai）和兰德公司中国问题专家施道安（Andrew Scobell）共同汇编出版了《美军眼里的中国军队——美国陆军战争学院研究报告》一书，反映了美军在中美战略竞争序幕拉开之前对中国军队的认知。现在看来，这本书的内容还是相对谨慎理性的。

然而，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，剑走偏锋的研究越来越多。

美国军队机构研究者最关注中国军队的装备发展和军事战略及政策，他们中文娴熟，长期观察中国的社交平台及各种军事论坛，跟踪主要军事杂志和涉军新闻，将开源信息搜集和挖掘做到了极致。在这些信息的基础上，再结合他们自己的分析框架，就形成了其所认为的中国军队在某方面的动向或战略。

尽管也有极少数人关注中国的战略文化和决策传统，但美军大多数研究中国的学者更青睐现实问题，其研究工作的主要任务似乎就是挖掘和发展“中国威胁”。近年来，美国军方机构或资助的智库是“中国军事威胁论”的大本营。例如，“中国海上民兵威胁”最先就是由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几个“学者”炮制出来的。

就大方向而言，知己知彼当然有利于沟通和弥合分歧。但知己知彼也有高低两个层次，高层次的知彼包括精神层面和器物层面，而低层次的知彼是器物层面的。根据笔者观察，总体而言，美国军方绝大多数人对中国军队的研究尚停留在器物层面，主要关注装备发展、结构变化和纸面上的各种政策及新闻，对这些背后的战略文化、传承和制度机制认知很有限。这种低层次的知彼做得越多，越容易夸大对方的威胁，损害两军和两国关系的良性互动。

造成这种问题有不少客观原因，如中美文化差异、中美两军研究者交流不够等，但更多的是主观因素。实际上，在疫情之前，美军研究中国的机构和学者与中国同行的交流是非常频繁的，那些鼓吹“中国威胁论”的学者也并非看不到事情的复杂性，但他们往往基于自己的固有判断或利益诉求，有选择地引用中国方面的素材。

诚然，许多从事军事安全和战略研究的学者都有夸大对方的能力、意图及威胁的先天性偏好，在美国“料敌从宽”的战略文化下更是如此。而且，美国这些军方机构的研究很难说是独立的，不可避免会受到美军各军兵种和国防部的利益及授意的影响。当两国关系相对好时，这些学者还能较为谨慎；而当两国关系恶化时，特别是美国政府和军队高唱“大国竞争”时，渲染“中国威胁”本身就成了这些机构和学者的责任。

从方法论来看，他们的研究是有瑕疵及缺憾的。开源数据和信息当然重要，但这只能看到事物的表象，要看到深层次的东西，则离不开对中国历史、文化和制度的理解，离不开与中国相关人士的坦诚交流与沟通，也离不开必要的田野调查。站在中国的角度，才能理解中国的想法。而美军研究者的最大问题是以己度人，拿美国和美国军队的历史和经验套到中国和中国军队身上，这样得出的结论当然是偏颇的。

虽然有些研究者也到过中国访问交流，但并未真正理解中国的战略文化和军事体制。而且，随着美国对华竞争战略日益偏执，对华强硬的“政治正确”也阻碍了美国学者对中国的深入研究，美国军事机构的学者受到的影响尤甚。

一般来说，美国军队院校是相对自信开放的，但一涉及到中国就另当别论了。美国军校有很多外国的教员或访问学者，这非常有利于美国加深对这些国家和军队的了解。然而，长期以来，这种政策是不包括中国大陆的，中国大陆的学者顶多只能参加一些会议和做短期的访问。近年来，随着美国日趋强调对华竞争，美军逐步收紧了与中国军队官方和非官方的学术交流活动。

笔者认为，中美战略文化、政治制度和决策体制本就大相径庭，在美国对中国军队过度焦虑和过度反应的背景下，美国军方对中国研究不能走了歪路。（作者是“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”主任）